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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锋的论文
2010-04-01 10:57:30 来源: 作者:吴锋 【 】 浏览:2413次 评论:0

引言

王昌龄是盛唐第一代诗人,在英灵辈出的大唐盛世,王昌龄以其卓越的才华和独特的人格傲立诗坛,夺得“诗家天子”的美誉。我们知道,自开元、天宝以来,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开明国策,这使得民族环境稳定,经济发展繁荣,这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环境支持。此外,逐步形成的“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为寒俊之士打开了入仕之门,文风蔚然。王昌龄一代的文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将诗歌创作推向了历史的最高峰,唐诗走向了成熟辉煌的时代。诗人们改变初唐时期的宫廷诗风格,使诗歌达到了声律风骨兼备的完美境界。声律风骨兼备即魏征所说的“文质彬彬”。

王昌龄作为“诗家天子”正是将文与质相结合,以诗抒情,以诗寓意。他秉承中国儒士上分君忧,下解民愁的传统,乐观进取,积极用世,又慕侠尚气,不护细行。龙标曾豪言:“儒有轻狂侯,脱略当世务。”(《郑县宿陶大公馆赠冯六元二》)[1]狂放俊逸之气可见一斑。尽管如此,王昌龄却不乏一颗善于感受的心,狂放而又细腻。这种不可复制的人格就是王昌龄诗歌质的所在。王昌龄擅长七绝,素有七绝圣手之称。七绝这种诗体就是他的诗歌文之所在。王昌龄将自己独特的个人气质寄托在七绝之中,而七绝这种诗体对于表现诗人蓬勃豪迈的个性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人格与诗的结合通过七绝这一诗体的呈现而显得魅力非凡,七绝也因人格与诗的结合而绝妙无伦。的确,王昌龄的七绝既有别于他自己的五古,又见异于其他大家的七绝,可谓豪爽俊丽,飘举昂扬而又深刻厚重,思深志远。

 

  体式方面

 

众所周知,王昌龄是专攻七绝的高手,人称“七绝圣手”,无论写什么题材,

表达什么感情,格调或高昂开朗,或清刚苍凉,或雄浑跌宕,或爽丽自然,

总有一种刚健之美。正如明人焦竑曰,“龙标、陇西,真七绝当家,足称联璧。”(明/王世贞《诗评》)胡应麟又言“少伯七言绝,超凡入圣,俱称神品。”[2]

另外一个事实是,王昌龄现存诗中还有很多五言古诗,如《长歌行》、《悲哉行》、

《古意》等等,且成就不菲,“或幽秀,或豪迈,或惨恻,或旷达,或刚正,或飘逸,不可物色”[3]

单从数量上看,王昌龄的五言诗较之七绝尚为多,据《全唐诗》载,王昌龄的四卷诗,前三卷基本上都是五言诗,只有卷二的《箜篌引》、《行路难》、《奉赠张荆州》、《题净眼师房》及卷三的《九日登楼》和《万岁楼》等为数不多的几首七言,即便是以七绝为主的卷四,仍有《朝来曲》、《从军行》、《答武陵太守》、《送谭八之桂林》、《送刘十五之郡》等十四首五言,(该十四首五言即是卷四之前十四首)加之其他材料,如《河岳英灵集》、《国秀集》的佐证,于是就有了数年前关于王昌龄获当时之诗名是因其五古还是因其七绝之争:持“王昌龄获当时之诗名乃因五古而非由七绝”之观点的骆礼刚先生举证:(1)《河岳英灵集》收录了王昌龄五古多于七绝诗而名重于时(《河岳英灵集》中收王昌龄诗共十六首,其中七绝只有三首,它们分别是,《听流人水调子》、《长信宫》其三和《从军行》其一)。(2)芮挺章《国秀集》收录王昌龄诗作五首,其中的四首为五古,只有一首七绝,即《从军行》其四。由此,骆礼刚先生认为,芮氏之推举王昌龄,仍基于其五古。(3)王昌龄本人对自己诗歌所重者也是五古而非七绝[4]。与此相对地,毕士奎发表了一篇题为《王昌龄获当时之诗名乃因七绝而非由五古——与骆礼刚享受商榷》的文章,文章首先批驳了先生的前两个举证,认为不能“一味地把某作家的作品是否被选入某一选本或是否以这种体裁样式被选入的多少而机械单纯地作为衡量其是否以这样的体裁样式享誉当时的唯一标准”文章第二部分明确提出“王获当时之诗名乃因七绝而非由五古”之论点。

龙标七绝之所以胜于五古,我们认为,这可以从王昌龄本人的性格中找到答案。毕竟“文学即人学”,它是由作家主体积极创造出来的,它本身必然反映着作家的主观情感与对事物的主观评判,作家的主体人格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品即如人品。我们说,王昌龄既秉承了中国传统儒士的上分君忧,下解民愁的价值观,同时又具有魏晋文人般的狂放不羁。盛世的开明使得王昌龄的这种人格得以彰显,王昌龄本身又一有着良好的社会地位和家庭背景,这也为他提供了放纵直率的条件,他可以我行我素,豪放旷达,思想和情感不受舒服,因而他在写诗作文的时候必然会借助一种更能抒发这种豪情的体式。七言与五言相比多了两个音节,这多出的两个音节不光使诗歌的容量超过了五言,而且音效上显得更加连绵。与五言相比,它所能抒发的诗人的情感也就更为饱满,所能包蕴的意象也就更为丰富。王昌龄的那种饱满活跃的人格需要七言这样的诗体,而七言也需要王昌龄这样的人格来充实才会显得丰蕴生动。此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王昌龄善感于物,对待客观事物总会有许多独特而深刻的感受,这些感受因其性格的豪纵而变得或磅礴恣肆,或绵延幽长。要将这种内蕴极丰的情感融入诗句,王昌龄便在七绝中使用了许多有意之境,即将诗意寄于典型情境中的描绘。这里我们不妨通过王昌龄的七绝与五古的对比来做进一步的分析。

因为人性本来就是复杂的,主体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在某一主导型的人格背后必然还有潜在的一些人格因素,这些潜在的人格因素也会在适当的时候起着一定的作用,导致生命主体呈现出多样性的一面,这也就是哲学上讲的所谓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罢了。而在这里,我们所要表述的就是五古虽能彰显王昌龄性格的多层次性,但是,只有七绝才能展现出王昌龄的主导人格,才能突出王昌龄的人格特色。

 

(一)、五古彰显性格的多层次性

正如清人吴乔在其所著的《围炉诗话》卷二里所讲“王昌龄五古,或幽秀,或豪迈,或惨恻,或旷达,或刚正,或飘逸,不可物色。”这许多的形容词正说明了王昌龄性格的多层次性。幽秀者如《缑氏尉沈兴宗置酒南溪留赠》中,前八句如下:林色与溪古,深篁引幽翠。山尊在渔舟,棹月人已醉。始穷清源口,壑绝人境异。春泉滴空崖,萌草拆阴地。光从这几句就可以看出作者的写景方面的深厚功力,寥寥数语,共道出了林色、溪、篁、山尊、渔舟、春泉、空崖、萌草、阴地等进十种景物,读来令人神情顿爽、回味无穷,其幽其秀直见陶诗之渊源脉络。

豪迈者如《少年行二首》其一,“青槐夹两路,白马如流星”、“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惨恻者如《大梁途中作》“怏怏步长道,客行渺无端。郊原欲下雪,天地棱棱寒。当时每酣醉,不觉行路难。今日五酒钱,凄惶向谁叹!”旷达者如《赵十四兄见访》“客来舒长簟,开阁延清风。但有五弦琴,共君尽尊中。晚来常读易,倾者欲还嵩。世事何须道,黄精且养蒙。嵇康殊寡识,张翰独知终。忽忆鲈鱼脍,

扁舟往江东。”

刚正者如《代扶风主人答》,飘逸者如《灞上闲居》,不一而足。回过头来仔细体会一下,即便是如刚才所举之《少年行》、《代扶风主人答》、《灞上闲居》,又何尝不见其乐观进取、积极用世的影子呢?建功立业是王昌龄人生的理想,它始终系心国事,渴望为国效力,就算是遭遇挫折,依然是壮志不衰。试看几首他在贬途中所作的五言诗,《留别武陵袁丞》之“忠贞抱生死”,《别刘谞》之“行当务功业,策马何駸駸”,《九江口作》之“何当报君恩,却系单于头”诸如此类情感在其作品中屡有抒发,文缘情,诗言志,我们可以从容地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作为一位忧国忧民的俠者志士,王昌龄的人格在其五言诗中打上了独具特色的烙印。

 

(二)、七绝印证主导人格类型

诗歌是诗人内在灵魂的外化表现,诗歌为我们把握诗人的心灵与人格提供第一手材料,作家的心路历程几乎都或隐或现地存在于诗歌之中,而豪迈狂放、飘举昂扬、乐观进取、积极入世的人格使得王昌龄的七绝堪与太白比肩,与太白共同代表

了唐人绝句的最高成就。以人格写诗,用诗写人格,恰是相得益彰。许多人或许只知昌龄诗歌写得好,却不知他还是一位理论家。“意境”一词最早就是由他完整地提出来的,“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5],在三境中他特别重视意境,认为诗人只有成功地创造出意境,才能使其刻画的意象富于真实感,即所谓“得其真矣”[6]。现存的王昌龄的七十余首七绝诗,依内容,可分为三类,即边塞诗,宫怨诗(闺怨诗)和赠别诗。三类诗歌虽说是各具特色,但无一不印证昌龄性格的主要方面。

1、边塞诗

 融情于景、情景交融的意境在王的边塞诗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如《从军行》

连章,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其一)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缭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其二)

 

第一二首紧扣中心,巧妙地捕捉景物,把高楼烽火、黄昏、秋风、秋月这些意象精心地组合在诗歌的画面之上,并再以琵琶、羌笛之愁声烘托,将主体感情移入,以寄情于景,最后以景结情,使无端边声、不尽离愁,融合交织,散入关山浩月之中。既写出了征夫思亲,又写出了思妇念远,并使这深深的思念之情物化于形和声

的描绘之中,诗人是感物动情,又因情起兴,再以意运思,妙手天成地创造了一个深幽的诗歌意境。

盛唐是一个奋发进取、昂扬向上的时代,许多文人士子以其独特的艺术感受,弹奏出了激越高亢的“盛唐之音”,用自己如椽诗笔描绘出雄壮宏阔的“盛唐气象”。生活在此时的王昌龄也深受这时代精神所鼓舞,最主要的还是因为王本人又是这样一个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人,因此他的七绝中,有许多阳刚之美。王昌龄的边塞

题材的诗歌,特别是描写战斗场面的七绝更是深沉强烈,雄毅刚健;笔力豪俊,超绝横迈,集中表现出慷慨郁勃的雄浑美。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其四)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其五)

 

看这两首,一转思愁念远之情为斗志昂扬、豪迈无畏的情怀。青海、长云、雪山、孤城、玉门关、黄沙、金甲、大漠、风尘、日色、红旗、辕门、夜战,诗人一扫之前的哀怨,将边关将士的建功立业之前刻画得淋漓尽致,借这样的景来烘染爱国之情,真是流走圆润,一气呵成。前者描写了尽管边塞战争频繁、艰苦、激烈,“黄沙百战穿金甲”但忠勇的卫国将士仍无所畏惧,浴血拼杀,并立下铮铮誓言“不破楼兰终不还”将士们那勇于马革裹尸的牺牲精神可见一斑;后者则塑造了边塞将士中叱咤风云的英雄群体像,当援军尚在挺进之时,,捷报已然传来“已报生擒吐谷浑”,全诗流走激荡,笔力扛鼎,将士们的英风豪气,如浮雕般地凸现于读者眼前。如此连章反映的情感正是王昌龄性格的写照,也是其人格的自然流露,称之为神品,毫

不为过。再如《出塞》其二:

 

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

 

紫骝马,白玉鞍,将士们刚从沙场归来,已是夜深了,惨白的月色把这个夜晚衬托得更寒更冷,此时城头的战鼓声仍在发着余响,再看看匣里的宝刀,血迹还没有干!倚马可待,浑然天成,雄浑之中不乏飘逸,活生生昂扬士气,真乃昌龄性格的活生生写照!

2、闺怨诗(宫怨诗)

王昌龄的闺怨诗描写了深锁在帝王后宫的、被剥夺了自由、爱情和幸福的宫女们的可悲生活。《春宫曲》、《西宫春怨》和《长信秋词》等都是这类闺怨诗的代表作:

 

昨夜风开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轮高。平阳歌舞新承宠,帘外春寒赐锦袍。    (《春宫曲》)

西宫夜静百花香,欲卷珠帘春恨长。斜抱云和深见月,朦胧树色隐昭阳。    (《西宫春怨》)

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长信秋词》之三)

 

第一首《春宫曲》借昨夜春风以烘托新承宠者之尊荣,更以赐锦袍来反衬女主

人公的失宠境况及失落情绪,借卫子夫之典以喻时事,含而不露,真正做到了求响于弦外。

第二首《西宫春怨》以西宫夜静来衬托主人公的孤独惆怅。昭阳宫,乃以赵合

德事喻新承宠者,但绝不言己,意在言外,怨而不怒,更觉其怨。

第三首班婕妤失宠之事来暗示文中的女主人公失宠,最惹人怜是末两句“玉颜

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极尽哀怨却尽说别人家,婉而又婉,曲而又曲,优柔含蓄,一唱三叹!

综合一下王昌龄写的闺怨诗,好以典鉴今,托物言志,塑造一种幽怨的意境美,看似在写宫女之失宠,其实又何尝不是言自己之“失宠”诗人借宫女之口表自己愿意效命朝廷为国建功立业之志,这一切都是因为现实中的诗人满怀入世报国之宏愿,

却长期地沉沦下僚,正是争强好胜、乐观进取的豪情促使诗人创作出这些婉曲至深的言辞。

3、赠别诗

王昌龄在贬途中写了不少的赠别诗,与一般人的赠别诗不同,王昌龄的赠别诗显得别具一格,《芙蓉楼送辛渐二首》其一即属于这样的诗歌:

 

寒鱼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昨夜的吴地下起了寒雨,今天早上我送友人离开,别后的我孤独得有如楚山,在洛阳的亲友如果问起我的话,请你代言,就说哦我心如冰在壶,淡然无所挂碍。此诗为王昌龄在江宁丞任上所作,末两句写得很高明,高就高在诗人敢于打破常规,勇于创新,化抽象难言的心境描写为具体可感的客观事物的描绘,且用喻贴切,不

着痕迹。与其说作者不拘泥于俗,不如说诗人怀有一颗积极跳动着的不羁之心。

 

(三)、七绝能比五古更好地彰显诗人的性格

如果说唐诗是中国诗歌史上当之无愧的冠冕,唐人绝句则是这頂冠冕上最光彩耀目的明珠。它以高度概括生活的艺术能力,以优美动人、丰富多彩的意境和声情,赢得了古代和今天千千万万读者的心。王昌龄以其独有的性格铸就了其七绝的辉煌,反过来说,七绝更适合王昌龄来表达内心的如泉情感,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发现,

对于王昌龄来说,七绝确实比五古更好地彰显他飘举昂扬、天马行空的性格。

 

  美学风貌方面(与李白诗歌的对比分析)

 

前面我们分析另外由于人格的原因,王昌龄的七绝优于五古,那么王昌龄又因为什么饿使他的七绝在盛唐众诗家中出类拔萃呢?我们认为,这依然要归因于他的人格。前面说过七绝的容量比五古大,七言绝句这一体裁是王昌龄的长项,由于性情的缘故,使得七绝特别适合王来抒发内心的感情。与五言不同,七言绝在音节上比五言多出两个,这多出的两个音节不光使诗歌的容量超过了五言,而且音效上显得更加连绵。与五言相比,它更适合抒发诗人的情感,在起承转合之间更讲构思之精巧,韵律之灵动。我们不光要比较王昌龄自己的不同体裁诗,还要拿他的诗歌与其他诗人的诗歌相比较,才能更好地把握王昌龄。要说诗风豪放,唐代多得是,天才诗人李白就是其中的代表,只有细细品味一番,我们才能够从他们的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旨趣上发觉其风格的不同。为了更好地比较王昌龄与李白在豪放诗方面的异同,从而更准确地在整体上把握王昌龄的人格类型,这里就让我们看一下王昌龄与李白的边塞诗。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王昌龄《从军行》其四)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城随金鼓,宵眠抱玉

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李白《塞下曲》)

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

                            (李白《从军行》)

王昌龄和李白的这两首边塞诗,都是积极入世思想的热情表白,面对异族的战争,诗人都是忧从中来,并寄望为国请缨,血战沙场。龙标、青莲作为盛唐诗坛的杰出代表,他们的这些表现建功立业、卫戍边陲理想的边塞诗中,常常带有一种明显的盛唐气象,恢宏的气势充塞于笔端,寥寥数语间流动着一股济天下苍生之宏愿。

“剑斩楼兰”用的是西汉傅介子之典,这里的楼兰是作战地的代称,二人俱用此典,不仅写出了战争的艰苦卓绝,又道出了战士们必胜的信心,这就是标准的盛

唐气象!惟妙惟肖地绘出了盛唐大诗人的广阔的胸襟气度。王李二人的这两首诗都塑造出了二人的雄浑气魄。

但是,撇开这两首诗的所共同显现的豪情壮志,就其个性的旨趣来看,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简言之即一壮一豪。《从军行》这首诗中,“青海”二句以雪山、孤城为背景,“暗”、“遥”二字点出了茫茫一片,城孤人渺的战场的凄凉和萧瑟,为全诗染上了一层凄凉的色调。第二句“黄沙百战穿金甲”写出了血流成河,尸骨如山之惨状,但一句“不破楼兰终不还”让人振聋发聩,悲壮意味油然而生。诗人是忠君爱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在诗人看来,驱逐外辱的战争诗光荣的,但是诗人也明白,战争的结果是非常残酷的,“万里长征人未还”矣!现实生活中的这种痛苦是不可忽视的。《代扶风主人答》中,“十五役边地,三回讨楼兰。连年不卸甲,积日无所餐。”“去时三十万,独自回长安”诗人深知,《从军行》是对战士的激励之

辞,又是向敌人发出的有力的檄文,实际上也是一篇满浸着血泪的生祭文,悲中见壮!

这样一来,则太白更加豪放得多。吟诗、舞剑、醉酒便是他生活的全部,在他的心中,时刻所想的只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与狂放,失败和苦难根本就抵挡不住他的一颗豪迈之心,其豪壮的心胸气度真可谓生生不息,永难消磨。在这首《塞下曲》中 ,太白一扫龙标诗中那种血腥气和悲壮感,代之以漫天肃杀之气与豪迈之情。在“谪仙”的眼中,天山寒雪何足道哉!面对送别的亲友也无须眷恋不已,少年英豪本就该豪情万丈,剑游天涯。在这边疆危急的时刻,理应投身戎马,高举利剑,直斩楼兰。在太白的诗中,没有了血腥与悲凉,有的只是催人奋进的战鼓,漫山遍野的喊杀之声,末二句横空而出,一口道出了还我清平的豪迈之气。作为盛唐名家,龙标、太白二人均以恢宏阔大的盛唐气象,绝世的才情,书写出了“一剑斩楼兰”的豪情壮志,但是性情风格的各异,人生命运的不同使他们各显千秋,在建功立业的边塞诗中,走出了不同的美学思路。

再看李白的《从军行》,这首诗以短短四句,刻画了一位无比英勇的将军形象。百战沙场碎铁衣首句写将军过去的戎马生涯。伴随他出征的铁甲都已破碎不堪,可见他征战时间之长和所经历的战斗之严酷。这句虽是从铁衣着笔,却等于从总的方面对诗中的主人公作了最简要的交待。有了这一句作垫,紧接着写他面临一场新的严酷考验——“城南已合数重围。战斗在塞外进行 ,城南是退路。但连城南也被敌人伏下了重围,全军已陷入可能彻底覆没的绝境。写被围虽只此一句,但却如千钧一发,使人为之悬心吊胆。

突营射杀呼延将 ,独领残兵千骑归。呼延,是匈奴四姓贵族之一,这里指敌军的一员悍将。本诗所描述的这位身经百战的英雄,正是选中他作为突破口,在突营闯阵的时候,首先将他射杀,使敌军陷于慌乱,乘机杀开重围,独领残兵,夺路而出。

诗所要表现的是一位勇武过人的英雄,从诗中看,所写的战争是一场败仗。但虽败却并不令人丧气,而在败中见出了豪气。独领残兵千骑归字力重千钧,压倒了敌方的千军万马,给人以顶天立地之感。诗没有对这位将军进行肖像描写,却通过紧张的战斗场景,把英雄的精神与气概表现得异常鲜明而突出。将这场惊心动魄的突围战和首句百战沙场碎铁衣相对照,让人联想到这不过是他百战沙场中的一仗。这样,就把刚才这一场突围战,以及英雄的

整个战斗历程,渲染得格外威武壮烈,诗让人不觉得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批残兵败将,而让人感到这些血泊中拚杀出来的英雄凛然可敬。在这样一首小诗里敢于去写严酷的斗争,甚至敢于去写败仗,而又从败仗中显出豪气,给人以鼓舞,不具备象盛唐诗人那种精神气概是难以做到的。

 

 

由此可见,王李二人表现手法的不同跟他们的性格有关。虽然同是豪放外向之人,李白更感性,天真烂漫;王昌龄虽说也是感性之人却相对理性。李白在人生的大起大落面前,感情亦随之波动较大,当初被玄宗召入时,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7]当被“赐还金山”时,又“余亦去金马,藤萝同所攀。相思在何处,桂树青云端。”(《赠参寥子》)[8]有这种不羁的性情,李白就会写出发情直爽的诗歌。但王昌龄则不同,虽然他也是个慕俠尚气、纵酒长歌的性情中人,曾言“儒有轻王侯,脱略当当世务”(《郑县宿陶大公馆赠冯六元二》),也曾因“不护细行”而被一贬再贬,但因为出身孤寒和受道教玄虚思想的影响,他身上有一种一般豪侠之人少有的深沉,观察问题较为敏锐,带有透视历史的厚重感。

他作诗不是全凭情气,也讲究立意构思,正所谓“绪密思清”宜于短章而不宜长篇。

结语

 

王昌龄用诗写人格,以人格使其诗显得更丰满,在群英荟萃的盛唐拥有尊贵的一席,实属难得。而他那独具的性格类型得到了完美的诗化表现:与一般的诗人相

比,他属于豪放类型的;与李白这样的豪放型诗人相比,他有有一种可贵的深沉与理性。总之,王昌龄的人格类型在诗歌中找到了输出口,所诗化了的人格类型又倍显独特。

 

注释:

[1]李云逸 《王昌龄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版 第19

[2]明 胡应麟 《诗薮》内编卷六 中华书局1958年版 第109

[3]清 吴乔《 围炉诗话》卷二 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

[4]骆礼刚 《王昌龄二题》 《 文学遗产》 1999年第二期 第100-102

[5]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第88-89

[6][5]

[7]清 王琦 《李太白全集中册》 中华书局1977年版 第744

[8]清 王琦 《李太白全集上册 》中华书局1977年版 第494-495

 

参考文献

1.李云逸注 《王昌龄诗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2.胡应麟 《诗薮》中华书局 1958

3.吴乔 《围炉诗话》中华书局 1985

4.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5.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致谢

 

经过半年的忙碌和工作,本次毕业论文设计已经接近尾声,作为一个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由于经验的匮乏,难免有许多考虑不周全的地方,如果没有导师的督促指导,以及一起工作的同学们的支持,想要完成这个设计是难以想象的。

在此要感谢我的导师张小红老师对我学习生活和论文写作的指导。老师平时工作繁忙,但在我做毕业论文的每个阶段,从查阅资料到确定选题,论文初稿的确定,中期检查,后期的修改等整个过程中都给予了我悉心的指导,并一次次地给我指出论文中的错误和不足。除了敬佩张小红师的专业水平外,她的治学严谨和学术研究的精神也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并将积极影响我今后的学习和工作。

 

Tags:吴锋的论文 责任编辑:虹乡笛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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